2019年11月17日晚7时，北京大学中文系陆胤副教授作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329会议室，为在场师生带来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主题是《书须成诵：中国古典读书法及其近代转折》。本场讲座由中南大学中文系吴宝林老师主持。

讲座伊始，陆胤老师对标题“书须成诵”做出解释。“书须成诵”出自北宋道学家张载，古人讲“诵”有两个意思：一是“吟诵”，读书要有声音，最好能出金石之声；二是“记诵”，即记忆和背诵。

陆胤老师首先谈到了“诵读”与“默读”的区别。他指出，从先秦时代起，以经典文本为对象的记诵吟咏，就是记忆传承和教化传播的主要形式。魏晋时期，吟咏声调成为士族的修养法门和身份标识。当然，“诵读”并不是唯一的读书方法，面对不同的材料，人们会选择不同的读法。比如说，面对经典文本时，采用诵读法，处理大量文书（史书档案）时，则用默读法。

接着，陆胤老师介绍了“记诵”与“修身”的关系。唐代以后，科举制度确立，记诵更成为蒙学教育的主体内容。印刷技术的进步，产生知识爆炸的情形，导致诵读衰落。随着理学的兴起，理学家张载从德性涵养的角度，主张“书须成诵”“熟读精思”，以“维持此心”。朱熹及其门生甚至认为读书即养心、处世工夫，创造出一整套读书法和读书日程，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陆老师指出，读书程式化，既糅合了科学要求与理学原则，也是“制造士大夫”的基本流程。清代曾国藩将诵读内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区分了“看”与“读”的内容范围：看书是立足于求知的博雅涉猎之学，读书（反复地讽咏记诵）则是以人格、德性为目的的安身立命之学。曾国藩尤其强调读书要有“声出金石之乐”，从读书的声音可以判断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修养水平，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还可以从诵读的声调求得古人的“气”，因为古人文章的精华并不在文字表面的意思，而实蕴含于文章的声和气。这就是清代古文家的“因声求气”之说。曾氏读书法的意义，在于贴合了中国古典读书法的两个传统：既讲究朱子以来修身的读书工夫，又重视读书声音的美感和超越性。

接下来，陆胤老师阐述了读书法的“古今之变”。随着科举废止和近代西方学制的导入，古典读书法在清末民初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国人读书心态发生转变，从“熟读精思”的德性涵养变为求快求多的外在的知识索取；另一方面，教学空间的变化，增加了诵读推广的现实难度。于是，演说式的“朗读”和个人化的“默读”取代“诵读”，成为现代中国人主流读书方式。

最后，针对当下热议的古典教育和文化传承等话题，陆胤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从四个角度分析了“吟诵”衰落背后隐藏着的文化失落：“记忆”的失落（对记背工夫缺乏同情）；“声气”的失落（新文学对古文的冲击）；“方言读书音”的失落（普通话的普及）以及文化认同和读书人群体意识的失落。他强调，“诵读”的意义不在其他，而恰恰在于该行为本身，修心和德性的涵养才是读书的前提。

在提问环节，同学们踊跃发言，得到陆胤老师耐心细致的解答。本场讲座中，陆老师风趣幽默的演讲风格、敏锐开阔的学术眼光和广博深厚的学术积累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大家受益匪浅。

邹诗雨（中南大学文新院中文系2016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