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下午，国家级、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应邀莅临中南大学人文学院，进行了题为“一个超地域性中国作家——从汪曾祺四五十年代之交南北认同感之惑谈起”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易彬主持。

中国现当代文学重视地域性研究，汪曾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作家，他的地域归属复杂，辗转于高邮、昆明、北京、上海等地，为了区别于鲁迅等作家单一的地域标签，郜元宝教授提出了“超地域性”的概念，探讨其概念、成因以及在汪曾祺的作品的体现，并分享了其研究思路。他从汪曾祺在四五十年代的心境出发，探讨汪曾祺的南北方归属感的困惑问题。围绕以上内容，郜元宝教授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剖析，郜元宝教授的讲座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一、四、五十年代之交汪曾祺一度产生归属归宿之困惑。二、典型的现代漂泊型作家结束漂泊。三、怎样的定居者文学？四、作家（文学）的“地域性”与“超地域性”。五、隐秘的系念之地：上海。六、1950年代以后“随遇而安”（超地域归属感）与方言偏执。七、汪曾祺“写沪语”概况。八、汪曾祺为何喜欢“写沪语”？并对以上疑问做出解答和总结。

首先，郜元宝教授提到汪曾祺在四、五十年代之交汪曾祺对于自己归属何处产生了困惑，详细梳理汪曾祺不同时期的地域情感：在昆明时期，作为他乡之客思念高邮；在上海时期怀念高邮与昆明，有家难归，此地难容的时候，开始想念刚离开的昆明。在南方时，认为自己“强为移植南方，终觉不入也。”定居北京后转而又怀念南方，认为上海的生活也自有一种意义。在汪曾祺的书信、文学作品中书写上海、高邮、昆明和北京等地，其北京叙事亦包含对多地生活的描写。

根据汪曾祺的内心困惑和地域认同特点，郜元宝提出了汪曾祺是“超地域性作家”的概念。汪曾祺是典型的现代漂泊型作家，他结束漂泊后，定居北京四十七年，开启了另一段漫长的人生叙事，从先到侨寓文学集体性转向定居者文学。在论述“超地域性”概念时，郜元宝提到这个概念本身是由汪曾祺本人提出，汪曾祺发现在黑龙江作家阿成的小说中，“有些人唱的都是西北民歌，晋北的、陕北的”，“民歌的地域性很强的，但是又有超地域性。”郜元宝认为不仅民歌有“超地域性”，整个文学乃至作家的精神归宿、归属和系念，也有“超地域性”。

随后，郜元宝教授提出汪曾祺笔下方言异常庞杂，显出南北大跨度交融，他主张作家应尽可能博采各地方言，但是在汪曾祺的散文写作中，在各地方言中使用最多的是沪语。郜元宝教授认为1970年代末汪曾祺“复出”之后大量“故里小说”频频涉及上海，这充分显出汪曾祺对沪语的某种偏执，即使跟上海毫无关系的散文中，也屡屡用沪语。在论述沪语在文学作品的应用时，郜元宝教授列举了李健吾、沈从文、臧克家、袁水拍等在上海的“外地作家”都曾在“在沪言沪”的实例。

最后，郜元宝教授分析了汪曾祺频频写沪语的原因。他认为这涉及一个复杂的语言学问题，江淮官话属于北方官话最靠南面的一个分支，方言认知上的这种有意无意的“偏误”，是汪曾祺爱写沪语的主观和先天的因素，以及汪曾祺在江阴（吴方言区）读中学，在昆明结识苏州人朱德熙，两人成为挚友，与上海沪剧团的紧密合作，在上海连续生活了一年等现实经历，均可以解释汪曾祺频频写沪语的现象。

郜元宝教授演讲完毕，易彬教授、吴宝林副教授分别进行了总结发言。易彬教授提到郜元宝教授将文学文本与语言现象融合起来，通过书信、日记等细节挖掘作家的内心世界，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超地域性”新视角。吴宝林副教授认为郜元宝教授的讲座在研究思路、方法上具有示范意义，兼顾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和文本细读的能力，为青年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学习范例。

提问环节，有同学针对材料与研究逻辑的衔接难题向郜元宝教授提出疑问，同学认为在数字化时代，数据库材料增多，旦仍存在思维逻辑不足，难以将材料与文学史、社会史联通形成有意义结论的问题。郜元宝教授认为要重视文本细读，推动史料与文本的对话，可以抓住一点突入进去，带动全体，需要长期积累与修炼，深耕材料。与会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提到，文学地理学在古代文学领域关注度高，认为讲座将汪曾祺从传统文学史的地方性讨论中解放出来，强调了超地域性不仅是地理层面，更与作家精神世界、归属有关，为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撰稿：盛凌越

初审：易彬    复审：曹修禺    终审：刘新少